我都怀疑我竟然有毅力看完这么长的政治文章……
感觉不错,就转过来了
 
  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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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新世纪,中国内地连续多年保持四海升平气象:经济逐年实现高速增长,社会大局整体稳定,近年来中央采取的各种惠农政策照顾到了九亿农民,给农村带来全新气象;神舟系列宇宙飞船多次实现成功往返,使神州大地一片欢欣鼓舞;上海合作组织作用突显,中国与东盟的战略合作被提上日程,在中非元首峰会期间,四十多个非洲国家的最高元首汇集北京,让人惊叹北京“几乎是在召开小型联合国会议”;在一些国家推动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过程中,中国政府一反过去温和谦逊的常态,率先表示要使用否决权,美国等大国随即跟进附和,这曾经让有关国家叫苦不迭;在新一代歼十战斗机高调亮相之后,中国又进行了一次太空实验,成功摧毁一颗老旧的国产卫星。这些都在国际上引起新的一轮威胁论,有人认为中国已经开始修正韬光养晦政策;随着经济改革深化,新的政治改革开始启动。继村级选举之后,一些乡镇也开始直选乡镇长。在黄河岸边一个叫田王庄的行政村,一位村民在选举之后说:“选举倒是真的,只是他们(当选的一方)人太多、势力太大,要按票数多来来算,总会是他们当选。”美国人雷默撰文提出“北京共识”有望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观点,在国际上引进强烈反响。按照《北京共识》的描述,中国似乎一时间成为国际社会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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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国内媒体的宣传,中国正处于和平崛起,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在一些主流媒体和网上,已经有人以“盛世”二字表达当今局面。鉴于国内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盛世之说受到质疑是可想而知的,只是各种信息都表明中国起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鼎盛迹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最近西方社会对中非合作的无端指责,焦点一度集中在苏丹的达尔富尔问题上。具体情况如何无关宏旨,不过我们可以想想在国际冲突热点的背后,过去站的都是些什么样的国家;前不久,一位名叫邦娇尼的美国记者出版了一本引起轰动的新书《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作者自述对中国没有什么偏见,也不是贸易保护主义者。她纯粹是在阐述普通美国人的生活与国际贸易体系之间的关系。在试图完全拒绝中国商品的一年间,她承认自己遇到了从未有过的麻烦,日常生活变得一团糟,家具、电视机坏了,可是她一直找不到非中国制造的修理工具。为了拒绝中国制造,她只有亲手给孩子缝睡袋,最终发现针和线都是中国制造的……
   然而,如果从更加纵深的方面看,中国内地表层的繁荣安定远远不足以令人乐观——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对改革的反思,国家有关方面已经承认在医疗、住房、教育等相关领域,出现了某种偏差。房价高位上涨,以及医疗、教育方面的沉重负担成为国内言论的热点话题。民众对于各种腐败的痛恨之声更是不绝于耳;
   随着生活质量改善尤其是精英阶层的出现,国家内部出现了进一步改善生存质量和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主、自由的声音,一些人对现行体制开始表露出某种不满,甚至质疑执政团队的法理正义性。前不久,在所谓的“新西山会议”上,有专家便直接了当地对现行体制提出尖锐批评。不过由于体制原因,很多自由主义者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更多话语权的,他们无非是在一些新潮媒体上发表作品时作出某种含沙射影的暗示,当然其中不乏善意的意见和建议,也有一些文章字面上介绍“西方的宪政”,而后面蕴含的却是“共产党搞专制”。虚拟自由的网络空间因此成为各种自由主义者表达主张的重要平台。他们在网上提出,在一党执政的体制下,监督机制严重缺失,国家公权被滥用,导致腐败丛生,专制过度,很多公民基本权利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得到很好落实。他们主张中国尽快实行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在他们看来,中国迟早都要走西方的路子。
   在国际上,西方国家与中国几乎在任何方面的交往,人权问题总是绕不开的热点议题,美国几乎每年都把人权报告的主要矛头指向中国。在西方人看来,中国社会不仅没有民主可言,而且在政治层面简直是专制的和独裁的。一般地说,但凡专制、独裁的都是迟早都要消亡。换句话说,如果西方人的判断不错,则中共政权早晚都会垮台,中国注定迟早要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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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时间以来,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一些内地主流媒体对台湾纷纷扰扰的大选、罢免案及民众大游行等进行报道,虽然内地报道的主旨不在宣传其政治制度本身,但台湾效仿西方政治制度那种热热闹闹的场面,却给内地民众留下了强烈的心理暗示,很多人谈到这些都会说,看台湾现在有多么民主,领导人是大家投票选出来的、高层贪腐现象可以被媒体自由曝光、连地区最高领导人的女婿都可以被囚禁。两岸既然同属一个中国,差别为什么这么大呢?
   实事求是地说,台湾目前的民主气氛看起来要比大陆浓厚得多。然而,按照西方的民主理念,因为是经过了大选考验,台独分裂者在上台同样是民主的。如果公投通过,则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甚至台湾独立也应该是民主的、正义的。反过来说,所有维护祖国统一的主张和措施倒成了无理要求,甚至是反动的、专制的和非正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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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此种种,已经让我们感到中国民主及法理正义问题的多义与复杂。作者因此陷入寻思与迷茫: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纷繁复杂的中国现实?如何看待现行体制?中国政治的法理正义究竟在哪里?中国是不是早晚必须要效仿西方政治制度才有出路?
   目前,国内外很多人都在讨论中国实力的提升、分析中国能否成功实现和平崛起。在新加坡和美国等国,一些政要、专家提出中国崛起是任何人、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事情。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当然值得中国人欣喜和自豪。然而,如果中国崛起势不可挡,那么我们必须要首先搞清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有没有存在“病态”崛起的可能,在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过程中,我们的体制、机制和理念是否存在着重大而不可克服的问题。如果中国是在带“病”崛起,那么即使这种崛起无法阻挡,我们的国家最终可能“因病”而从崛起的位置跌落下来。由于我们的政治体制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因此如果中国跌落无法避免,则势必会出现一切推倒重来的局面,国家发展的推力越强、行进速度越快、整体实力越强,跌落的过程就越悲壮、造成的破坏肯定会越发惨烈。
   在这方面,历史上很多强大的帝国都给我们留下了惨痛教训。中国历史上的汉、唐、元、清诸朝,当然还包括前苏联,都曾经有过不可一世的鼎盛与辉煌,然而由于其自身存在的问题,帝国大厦最终都没有避免颓然垌塌的命运。那么,中国的现行政权究竟能否避免这种代价惨重的命运、目前这种政治制度究竟还能运行多远?
   为探究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政治绩效状况进行梳理和评估。本文前两节内容是作者关于中国政治绩效的粗浅归拢。作为基层人员,作者没有办法掌握更加丰裕的素材,因而这种分析也无法做到全面准确。作者力图让这种分析没有个人情绪及立场的融入,当然这也许几乎无法完全做到。
   第一节 中国素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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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开篇,作者先讲这么一段经历。
   记得那是一个不阴天,我到外面办事,回来时路过所在城市的市政府,只见政府大门口乱糟糟的,聚焦在这里的是一家企业的工人。企业停产多年,他们每人只有很少的一点生活费(每个月大概是三百多元)。那一段物价上涨,工人们认为厂领导对企业停产有直接责任,于是堵了政府的门,要求增加生活费,追究厂子停产的责任。那天正好有一个大型会议在政府召开,多数与会人员都被堵在门外,人越聚越多。
   我到现场的时候,市里已经派出来几名干部(他们大概是秘书长、科长的级别)出来做工作,他们当然也在极力地避免着激化矛盾免得场面不可收拾,反复解释说上面正在想办法救活企业,让大家要相信政府。工人们则大声嚷着不解决问题决不罢休。场面终于有些不可收拾,只见远处驶来几辆深蓝色的警车,从车里走出一群警察,排着队来到政府大门口,每个警察都是板着面孔,走到工人中间,要求大家留出一条通道,让开会的人进去。大家自然不肯愿意,于是警察开始强拉硬拽地把他们往一边推,工人中自然也有些态度强硬不服输的,大声吆喝着用力往政府大门处挤,试图再次把大门堵死。可他们终久拉扯不过这些警察。这时,突然有一名老工人扑通跪在地上,大声哭道:“我们厂子完了,大家找领导反映情况还不允许吗?”口口口口口口(删节部分,下同)
   类似这样的事情,相信在内地很多城市都出现过。我所在的城市财政很穷,几乎连公务员的工资都无法全面落实,我想这些失业工人们提出的要求恐怕最终也不大可能得到完全令他们满意的答复。具体结果如何已与本文无关。那个工人跪在地上的哭声却一直在耳边回绕。从他的哭诉中可以联想到,我们的国家在欣欣向荣的背面,确实潜藏着太多的矛盾和问题,底层民众生活的确有很多悲苦、不如意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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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正文开篇,作者没有提到上海陆家嘴那些高耸入云的摩天楼群,更不愿列举在各地随处可见的光鲜外表,而是讲了这么一段下岗工人围堵政府大门的往事。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这种事情都是负面的消息,内地媒体一般是不予报道的。然而,即使在这类小摩擦、小碰撞中,我们分明还可以感受到另外一种大的和谐气氛。因为,即便是这些堵政府大门的工人们,他们作为弱势群体,在企业长年停产时仍然还可以得到基本的一些生活费用,实际上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停产后都找到了新的就业岗位,有的跳槽、有的做了生意、也有的在街上蹬三轮。实在因特殊情况没有收入来源的,还可以领取到最低生活保障金……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完成民族独立、基本统一、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等诸多方面取得的即令是西方反华势力也无法抹杀的成就,客观上为中华民众营造了一个可以安危生存的环境,便是多数作为弱势群体的生命个体,也可以在和平环境下具有最低限度的平安生存的权利。
   一、解放以来,在中共政权的强势主导下,百余年来中国一代又一代有识之士孜孜不倦追求的民族自强运动,目前已经接近完成。关于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忧虑、隐患和警戒也已经解除。国家战略的重心由此得以实现由维护民族的生存利益,向确保和巩固国家的发展利益转变。
   一方面,1949年以来,中国实现连续五十多年没有发生外敌大规模入侵的空前记录。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这一点,连很多人津津乐道的以强盛著称的汉、唐、明、清时期也无法与之相比。
   任何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北部游牧民族的大规模、高强度入侵几乎贯穿着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全部时期,即使在国人津津乐道的强秦、大汉、盛唐时期,面对来自北部的大规模屠杀、抢劫和攻占,也时常显得束手无策,往往需要长时期进行国力积蓄,然后才有实力反戈一击。国家的鼎盛期一过,各种边境隐患再次接踵而来,如此周而复始,乱源因此一直接连不断。而与这些朝代相比,新中国成立后曾经面临的外部威胁,在强度和威胁上又都是最大、最复杂和最难应付的。在这种情况下而能避免强敌入侵,从各方面说都是一个奇迹。
   依照目前的国家实力对比和地缘政治格局,我们还可以预言中国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也不存在大规模外敌入侵的迹象。这也在客观上为中国的民族自强、国家发展和保障民生、发挥民主、追求自由平等创造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
   第二方面,五十多年来,中国本土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在人类面临的各种天灾人祸中,最具摧毁力和灾难性的莫过于高强度的战争。战端一起,便是国破家散,生命便如同草芥,民主、民生自然无从谈起。
   新政权成立后,中国曾经有过两次援外性质的抗美战争、几次大的边境冲突(中苏边界、中印边界)、一次自卫反击战,均是在国家边境线或者境外发生,战争对本土及民众生活极少造成直接损害。
   这几次对外战争,中国军队均能够保持不败战绩,这在历史上同样是空前的。连续的军事胜利,使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国际声望得到空前提高,也极大鼓舞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士气。
   这些军事胜利把中国自清末以来的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史,以及杂乱如麻的国难家仇,几乎屏蔽于国人的记忆之外。
   第三个方面,除台湾问题之外,近半个世纪来中国境内没有出现严重的分裂问题。依赖中共高层的正确决策决断,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并成功实现一国两制,成为解决国际领土争端、实现国与国之间和谐共处的典范。
   中国在这些方面的成就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可以预见的今后百年乃至更长时期,如果我们的国家不出现内乱,中国几乎不存在类似五胡乱华、八国联军和日本侵华这样的严重威胁,国家崛起不再遥不可及。
   这里强调中国内部不乱,原因在于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没有任何一种外部势力可以真正击溃中国的。有史以来,包括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汉、唐、清三朝,最终导致国家崩溃的根本原因,主要都源于国家内部。而这些内部出现的重大问题又大都集中在执政体制方面。关于这一点,早在共和国成立之前,黄培炎在同开国元首毛泽东见面时就尖锐地提到这一问题。毛泽东当时肃然相答,我们共产党人已经找到了克服历史“周期率”的新路子,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可惜,被一言解破的历史难题,新政权的开国元首自己没有做得很好。
   从历史经验看,中国任何执政团队、任何朝代,如果内部出现了无法克服的重大问题,最终都难免出现不攻自溃的结局。鉴于目前的国际局势及中国面临的极其特殊的地缘生态,假设国家内部存在的诸多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则国家的再度分裂、甚至回到八国联军时期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方方面面的事实表明,从根本上保持国家不乱的唯一途径,只有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中国要不要民主”的命题多少有些故弄玄虚。所有那些追求民主与自由,主张民主救国、民主强国的爱国者都值得敬重。
   二、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军事、科技、外交等诸多领域取得重大进展,经济发展全面加速、防务水平明显提高、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各项现代化步伐全面加速,这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强势提升。
   关于内地在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领域的成就,以及中国力量引发的世界经济版图、政治版图和军事版图重大改变,作者不再以数字或者具体实例进一步阐述。
   三、千万年来一直困扰中国的民生问题,目前得到较好解决。
   任何国家、任何朝代,民生始终是一个超脱于其他一切问题的基础性问题。所有执政者都必须考虑如何确保民众吃饱穿暖,灾年不被饿死冻死。
   民生问题看起来简单,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解决民生问题,既要最大限度地避免大规模战争和消除战乱隐患(战祸一起,则必是生灵涂炭),又要科学有效地组织社会生产,更需要制定科学的财税民政政策从而能够实现国家与民众的利益均衡。
   中国历史长期反复于分裂与统一之间,而无论是由分裂实现统一的过程、由统一走向分裂的过程,还是在维护国家统一的过程,总是伴随着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在兵荒马乱的战争时期,多数人的生命尚且难以保全,更谈不上什么民生问题。即使在汉、唐、宋、清这些朝代统一时期相对安定的阶段,占中国人口绝对多数的农民,尤其是在农民群体中占据多数的佃农、农奴,多数年景依然生活在缺吃少穿的状态中,丰衣足食的好年景少之又少。可以说,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没有机制性、系统性地解决民生问题。
   虽然,公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带给民众的实惠受到了来自腐败战线的严重抵消,而且国内仍然存在较大数量的贫困人口,前段时间发生在山西境内的黑砖窑事件也暴露出一些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绝大多数农民工的生存质量其实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各种问题),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民众的整体生活质量得到了较大幅度提高,尤其是进入在胡温新政以来,中央取消农业税、全面实行惠农政策以来,“三农”问题得到空前缓解,农村经济的活力得到进一步释放。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1960年前后,曾经有过大面积的饥荒现象。改革开放以来,绝大多数民众已经解决了衣食之忧。在中国沿海地区,包括京津、长三角、珠三角在内,约有数亿人生活的这个广大区域,人均经济指标已经达到或者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城市经济(尤其是南方城市)的发展,内地起码两到三亿农民提供了工业化的就业机会。而青壮农民的外出事实上对农业机械化产生了意外的刺激。农业机械化,以及农业技术的进步,使中国农业在种植面积锐减和缺乏青壮劳力经营的情况下,不仅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反而实现了粮食单产、总产持续提升的势头。这标示着中国不仅基本告别粮食危机,而且如果没有极端特殊的情况,还可以在相当长时间保持粮食自给而略微有余。
   随着国家经济和发展,中国的财政税收体系成功实现了以农业为主要来源,变为以二三产业为主要供给源,从而使农民负担得到全面减轻。最近国家做出全面免除农业税费的决定,并且实现种粮补贴,这些惠农政策极大地照顾到了占全国人口数量约七成的农民的利益。作为中国人口主体的农民增收减负问题已经从机制上得到较好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因此得到全方面改善。
   四、中国的人权状况明显改善,民主气氛日趋浓厚。
   在数以亿计的中国网民中,芙蓉姐姐是个耳熟能详的符号。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据说来自西部的女子连续不断地把照片贴在网络BBS上。尽管舞姿、长相和身材都没有什么奇异之处,然而她的名子依然红遍大江南北。在她之前,炒作成名的还有一个叫木子美的开放女子,她的惊世骇俗之处是将其各种纵欲行为写成日记并在网上发表。以这种另类方式炒作出名,已经成为中国网络的一大看点。除此之外还有娱乐圈里的各种流言蜚语,以及大学校园附近各种各样的情侣出租屋。据说在一些大学食堂里,还有“不准相互喂饭”的提示。如果没有更加宽泛、自由的气氛,我们就很难理解何以在中国内地也会出现这类异类。
   尽管,中国民主与人权状况时常受到西方社会和国内自由主义者的攻击与批评,但是客观地说,无论与建国前相比还是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社会目前的民主气氛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现在,我们时常可以在一些报刊上看到有关专家讲述民国时期或者美国建国前后的“那些事儿”。对于文中影射的东西,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心知肚明。执政团队在这方面显然表现出了宽容而开明的姿态。前文提到的“新西山会议”,那位在会议上批评中共违宪、提议中国实行多党制的与会者(北大教授贺卫方),前段时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没有受到任何压力。
   可以说,经过半个世纪的实践探索,目前中国在实现民主政治方面已经初步成型,政治一元正在实现向着多元过度,过去的国家包办一切正在逐步实现全面开放。国家经济领域已经成为自由空间,除了与国家政权、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有关的领域之外,几乎全部实现有限多元化,在经济、文化、娱乐、网络等多方面已经形成活跃的市民文化。
   就民主的进程而言,都知道新中国成立之初便禁止一切奴隶制度。而美国在建国后100多年才废除农奴制,它的种族隔离政策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才宣布废除。美国直到1920年左右才真正落实男女平等,这已经是其建国后百余年的事情。而中共甚至在成立之初便提出了男女平等观念。以作者的看法,在彻底消除男女不平等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今后可能还有更长的路要走。因为目前多数中国家庭,丈夫的实际地位明显低于女主人。
   口口口口口口
   以上关于中国左派生成的现实素材,也是内地宣传机构宣传的最多、执政团队引以为豪的成就。这些成就,很多在是与历史相比、与过去相比后得出的。多数情形下,国内的自由主义者似乎更愿意进行横向比较,与美国、欧洲相比,与日本、澳大利亚相比(当然,很少人拿非洲、拉美诸国与中国进行对比)。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对比是最直观、最明确也最让人心动的。
   第二节中国素材(下)
   毫无疑问,如果不考虑历史与实现,直接与美欧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国家经济实力、科技水平、民众的文明水准及生活质量等几乎各个领域的状况都是令人沮丧的。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目前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的很多矛盾和问题,有些问题还非常突出、解决这些问题显得刻不容缓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有效缓解。而这些问题和矛盾正是生成中国右派的现实素材:
   第一方面,社会监督力度疲软,民众反映强烈的腐败,导致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广大民众目前最痛恨、最关注、反映最强烈而且认为最需要立即加以根除的,是官员腐败。
   2007年年初,一件小事在河南省平顶山市引起轩然大波。该市一个区委书记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提拔,指使司机发短信贬责他的顶头上司,结果被有关机关调查。事情的调查结果令人咂舌,在短短几年间,这位区委书记收受百余人所送贿金,数额突破千万元,办案人员还在他的办公室里找到了六辆新车的发票。
   近几年,中央加大反腐工作力度,从黑龙江到安徽等省,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窝案”现象。一人犯事,往往牵扯出一大片,工程回扣、买官卖官、贪污受贿、包养情妇、以权谋私、顶风作案,这些似乎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个中折射出的官场潜规则令人触目惊心。
   中国如此之大,历史传统的包袱如此之重,出现各种各样的腐败案件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具体到某个案件而言,究竟涉及到多少人、腐败到什么程度、相关人员受到什么样的处置,这些都不重要。问题在于这些让大家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因为这些潜规则的存在,即使那些情趣高致、品质端良、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崇高意愿的官员,也极其难以真正做到独善其身。以平顶山的这个贪腐分子为例,区委书记在任八年,期间又得到提拔(副市级),按说在官员队伍里他应该是一位品德端庄、有能力的领导干部。而他本人既因为得不到提拔而报复领导,说明他也有担当更大政治使命的理想和抱负。这么一位看似优秀的领导干部却潜藏着如此巨大的贪腐金额,人们不禁要问,在同样的官场生态里,其他那些书记、区长、县长,他们的官德官风又该如何?
   目前,中央反腐倡廉的力度不能说不大。仅在2006年落网的便有陈良宇、郑小萸、杜世成等一大批高中级干部。尤其是在治理商业腐败工作中,各地都有一批贪腐分子被查处。然而问题在于,腐败已经在社会上引发了严重的信任和信仰问题。被查处的官员越多,大家就觉得问题漏网者越多、问题越严重。2006年,国家宣布对陈良宇实现“双开”并移交司法部门。在本来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但很多民众仍然对此表露疑虑,因为在此前20年间,这位封疆大吏一直不断地搞着腐败,却连续不断地得到提升。
   谈到腐败产生的根源,有人认为主要原因是监督不力。在内地,报纸、电视和电台被定位是党的喉舌,在宣传报道方面确实受到严厉限制。在舆论监督方面,国内媒体一般只能对那些已经被查办并且准许报道的官员予以曝光(这被称为“打死老虎”)。除了这些“死老虎”,媒体最多只能打一打“苍蝇”。所谓的“打苍蝇”,是指舆论监督的对象是那些权位不高、没有什么社会影响的官员,比方说农村的支部书记。
   2006年6月27日,总审计署署长李金华再次站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厅做审计工作报告,审计表明中央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的预算管理仍然存在问题,问题金额高达348亿元;部门所属单位存在的问题金额120.27亿元,其中烟草局、教育部等19个部门 预算不细化、不完整和批复不及时 190.03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部等25个部门所属的92个单位 挪用财政资金和其他专项资金 27.54亿元 。这份审计报告是李金华任期内的第五份审计报告,10年间,审计署从一个“冷衙门”变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然而对于审计报告所揭露的严重问题,却没有高级官员承担责任,只有一些官阶不高的“苍蝇”级人物受到处理。舆论和百姓对审计报告早已经麻木口口口口口口口
   第二方面,选举虚置、监督缺失等体制性问题,以及由此体现出现的民主理念之缺失,不仅滋生了腐败问题,也已经对执政团队的自身形象造成了伤害。
   按照法律规定,国家各级行政长官,是经过各级人大选举产生的。而事实上,各级行政长官是由执政团队拟定、委派的。选举更多具有程序性意义。在多数情况下,中国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都必须要经过有关方面严格的政治审查才能当选。但即使这样,人大代表们在市长、县长产生过程中也没有更多的发言权。对于由执政团队确定的人选名单,人大代表们无非是机械性地举手通过。
   根据宪法精神,这些经过慎重审查推选出来的人大代表是有权力罢免同级行政升官的,起码在理论上同西方一样。中国并不是没有这样的事情。1992年3月,在湖南娄底市的人大会议上,一位市人大代表与另外22人联名提出“罢免市案”。罢免没有成功,被提议罢免的市长随后被调离。然而罢免案不久,这位罢免案的领头人物便为自己的出格行为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第三方面,国家政治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
   近段,香港的凤凰卫视播放了在我们的一些邻国的采访见闻。其极端的封闭、贫困和饥饿,和近乎夸张的个人崇拜,令很多人为之瞠目结舌。中国人其实对此并不陌生,前溯二三十年,我们在政治异化方面基本上也达到这样的程度。前文说过建国以来中国本土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更没有强敌入侵事件。然而,便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的国家也不是一直风平浪静,由于执政团队内部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先后持续长达10年。
   目前,内地很多方面正在走上民主化、规范化、正常化轨道,尤其是第三、四代领导人全面实现平稳交接,开创了元首更替新模式,也从体制上使中国政治架构进一步稳健。目前的国家第四代领导人对内务实亲民,对外政策回旋自如,不仅全国人民的拥戴,在国际社会也深受敬重。然而,中国目前在政治架构的进一步成熟,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结于国家领导人本身具有的美好品质与道德境界,而不是国家运行机制全面全面的规范与完善。第四代领导人无论具有什么样的雄才大略,“胡温新政”哪怕受到所有民众的拥戴,都难以确保中国的第五代、第六代领导核心都能像“胡温”一样。换句话说,按照现在的机制运行,国家在今后发展进程中仍然难免出现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体制内监督力量达不到相应的强势,且其他监督手段无法同步跟进,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人能够断言中国改革发展不会出现各类逆潮口口口口口口
   第四方面,党的执政理论基础研究不够,执政的法理正义受到质疑。
   在任何国家,执政团队都必须要面对民众关于执政合法性的拷问与质疑。也只有在民众关于执政团队合法性的不断拷问下,执政团队才能不断完善执政理念和机制,不断适应社会需求。
   在封建时代,皇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道德、伦理和正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国人对三国时期刘备集团的偏爱与同情,而作为盖世英雄的曹操,却被描述成奸谲狡诈的奸贼。
   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法律框架内通过全民选举方式获得执政地位即是公认的法理正义。美国就是典型的多党制国家,从理论上说,任何政党、任何人都有通过选举上台执政的机会。作者以为,从实质上说,美国和中国一样,是标准的一党执政的国家,尽管表面上有驴、象两党相互竞争、轮流执政。然而,长期以来在美国政坛占据垄断性执政地位的,事实上只有一个党,这个“党”便是极端隐蔽的“华尔街党”,或者叫财阀常。这个“华尔街党”虽然没有注册登录、组织机构等外在形态,但它在很多方面都具有执政党的本质属性,现实中的驴象两党正如同“华尔街党”的左、右两手。这个“华尔街党”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和控制力远远高于很多一党执政国家的执政团队。其最高明之处在于,如果民众认为我的左手不好,那么我就伸出右手。无论伸出哪只手,国家机器始终掌握在财阀手中,而且又让几乎所有的美国民众都认为选举是真的,自然也是民主的。我这样说,并不是在揭美国的短,美国一党专制完全不是什么短处,因为这种政治运作模式在法理正义方面存在很多支点,像全民参与的各级大选、无处不在的新闻监督、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以及各种各样的民意调查等。从各个方面说美国“一党”体制都是成熟的、稳健的,给美国社会带来了高度的稳定与繁荣。
   作者认为,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政治运作上都类似于美国,明显具有“一党专制”属性,总有一个阶级或者阶级联盟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具有压倒性优势、能够全面掌控局面,从而呈现出稳健而成熟的政治架构。恰恰相反,倒是很多在真正意义上具有多党制属性的国家(像乌克兰、泰国等),反而由于国家内部的不同阶级、不同族群之间政治主张差异太大、没有一个阶级能够垄断国家政局,结果时常出现左右摇摆、政局不稳甚至社会动荡,一些国家还因此反复出现政变、动乱甚至大规模的种族屠杀。作者因此时常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一个国家内部,究竟是多个党派、多个阶级相互制衡的好,还是有一个在政治生活中具有高度垄断性的阶级或阶级联盟掌控局面更佳。
   在中国,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的马列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质疑。国民的理念信念在市场经济确立过程中被严重地现实化、功利化。再加上民调系统缺失、选举系统虚置、监督系统乏力,政治运作架构确实不像欧美国家那样具有那么多直观而确切、有力的外在支点。当然,更具实质意义的政治绩效,像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众有安居乐业的生存环境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这些同样也可以支撑执政团队的法理正义性。然而,由于官员腐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等负面因素的抵消,使这种实质绩效的正当性在现实生活中却大受削弱。
   在理论层面,党的执政地位是宪法明确规定、而且执政团队始终宣称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广泛拥护的,执政地位不容质疑。这几乎堵死了理论界关于中共执政地位法理正义的探研空间。因此,主流理论界对党的执政地位的论述总是教条而一成不变的,很多内容显得空洞而苍白的。所谓的历史选择论、中共打天下论,已经无法完全阐示中国政治的法理正义。
   中央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面体现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正义性、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然而自由主义者则尖锐地提出,如果执政团队内部发生蜕化、变质,失去执政的法理基础之后又该怎么办。执政团队得到多数民众拥护、支持和认同,当然是具有法理正义性。而纵然能够得到或者已经得到了多数民众的支持,执政者也应该通过相应的程序予以确认,比方说公投结果、民意测验或者社会大选等,像西方国家一样。而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公投、民调、大选,更加自由的言论和强势舆论监督,几乎什么都没有。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所谓的民众支持与拥护只能被理解为一面之词,执政团队如果自身发生蜕变、如果失去多数民众的认可和支持,其正义性自然又无从谈起。自由主义者认为,在缺失民意表达、官员高度集权而又没有相应监督的情况下,执政者的自身蜕变几乎是必然的、失去民众拥护是必然的、没有执政的法理正义性同样也是自然的
   客观地说,面对自由主义者言之凿凿的质疑与责问,就是一些权威学者也时常有意进行回避。在发现国家结构差异之前,作者同样感到茫然而疑惑。
   口口口口口口
   综合以上两节,中国目前的情况,可以概括地说整体上欣欣向荣,很多方面却是困难重重;表面上歌舞升平,实际上很多人却时常感觉不舒服。
   时下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什么社会背景,恐怕从儿时开始,在上学、升学、择业及生产质量等几乎所有方面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公平问题。求学期间,一些平民的孩子在学费上要东拼西凑,生活方面更是拮据不堪,而那些官宦子弟却因为吃腻学校食堂里的饭菜,时常到外面张罗宴席。这些都给作者以极其强烈的刺激,以至于听说现在有些高干子弟在国外玩车比阔时,已经觉得见怪不怪。在考学、求职和事业发展上,多数平民孩子即使付出更大努力,也远远不如那些官宦子弟前途光明,更不用说那些贪官子弟如果家长没有犯事将会有巨额的家产可以继承,寒苦子弟纵是奋斗一生也不大可能与之比拟……生活在同一个国度,人生境遇反差如此悬殊,不免令人心意难平。更有一些贪腐分子捞了便宜还卖乖,在位时自称“人民公仆”、“身先士卒”,犯事后又无一例外地在法庭上痛哭流涕,声称“贫寒出身、放松警惕、把自己混同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很多贪官在法庭上的忏悔几乎千篇一律,以至于有人指责他们涉嫌抄袭),这些都更让人产生逆反心理,及至对现行体制提出质疑。自由主义者因此在互联网上提出这种体制终久要被另外一种新的、更加公平、更加民主和更加自由的政治体制所替代,并且坚信只要进行制度变革,均等机会、社会公平和法律尊严等等一切在中国都能得到全面体现。
   因为这样的原因,作者在一段时间对西方的民主制度生产浓厚,于是开始搜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试图从中找出某种联系。然而,这种探索总是让人越发陷入迷茫与困惑。据说,在类似巴西这样的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普遍存在着更大的贫富差距,而且一些国家甚至富人区与穷人区之间还有防护网进行隔离而且有人持枪站岗。穷人是不允许进入富人区的,进入便被指控抢劫。由于强烈的仇富心理,富人一旦进入穷人区也往往会遭到围攻。
   国际上有个透明组织,每年都要对全球各国的清廉状况进行调查。这些年,中国的清廉指数在榜上百余个国家中排名居中,和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一道被列为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行列。说实话,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排名。因为中国的执政党被誉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这样一个执政团队,其清廉指数反而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甚至还不如一些发展中国家,说明我们的体制的确存在着很多问题。然而,我们还应当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在透明组织做的这个排序中,还有很多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其清廉指数远不如中国。印度是发展中国家中较早实行西方政治制度的国家,而其国内的腐败程度问题反而更重于中国。
   这里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没有因为别国同样存在腐败问题而聊以自慰的意思。跟落后相比求得心理平衡显得没有什么出息。更何况,中国还有很多方面不如类似印度、巴西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对比,意图在于无论我们有多么崇高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和怜民之意,都必须要有客观、现实而务实的态度,正确看待我们国家存在的差距和问题,理智、冷静而务实地探寻其中的原因,以避免在寻求国家发展出路方面出现异想天开、盲目冒进、拔苗助长。
   前不久,在温总理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在提问时透露,某人在香港出书,提议中国大陆参照台湾的政治模式。西方的政治制度确实已经在宝岛台湾得到相当完整的落实。而台湾与大陆既同属于一个中国,则台湾当然可以成为评价中国体制改革及政治绩效预测的完美标本。
   第三节 台湾——全盘西化的完美标本
   1
   客观地说,在目前台湾岛内民主气氛确实显得更加浓厚:党派林立,媒体甚至可以曝光最高当局的贪腐行为、“红衣军团”可以向当局静坐示威,一些代表甚至还可以在立法机关乱扔鞋子……应该说,这些体现了西方民主制度确实存在积极的元素,值得内地执政团队思考和借鉴。
   恐怕正是由于这种浓厚的民主气氛,让很多人认为台湾是民主社会、政治制度明显优于内地。我们不妨认为,如果内地参照台湾的政治制度,大陆同样也会出现更加宽松的言论自由,媒体曝光贪腐者(而不论他是谁、也不论他的位置有多高)、任何人都可以在法律框架内自由成立各种党派、任何人都有机会参与大选等,新闻曝光、游行示威、罢免官员等等这些西方的政治元素当然都将成为内地政治生活中的常态,整个国家朝着自由、民主、繁荣富强的方向发展,民众都能够像西方国家那样得到平等、自由和民主……如果真的出现这种美好的社会局面,则国内任何人、任何力量排斥西方制度,都将是一种暴殄天珍的行为。
   也有人在对台湾的体制百般挑剔,比方说认为岛内的层出不穷的贪腐案件,立法机构的攻击和殴斗,还有选举过程中层出不穷的舞弊问题。倍受攻击的是选举前夜出现的“枪击案”——那两颗子弹确实过于蹊跷,就连世界顶尖侦探大师都找不到更有价值的线索。如果真的像外界普遍认为的那样是有人在故意导演苦肉计,那么这种政治模式就有可能把天底下最鲜廉无耻的政治骗子送上权力颠峰。
   然而,在作者看来这些都不重要。随着体制不断完善,这些问题最终都有可能被克服的。纵然在下次选举前夜出现三颗子弹,对体制本身也构不成致命伤害,因为不是所有投机者都可以永远如此幸运。因此,借助这些枝节性问题对西方模式表示怀疑或者予以否定,说服力起码是不够充分的。可以说用贪腐案和“两颗子弹”这类问题本身并不关键。
   作者认为,台湾落实西方制度过程中最核心、最关键也最值得关注的,是在这种政治体制实施之后,原本在岛内几乎没有发展空间的台独分裂势力,借助这种宽松政治环境突然间有了存在和发展空间,并且迅速坐大,而且其分裂主张在岛内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民意支持,从而对国家的和平统一事业造成极端严重的伤害。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台独势力连续执政两轮之后,岛内政治局面近段时间朝着更加复杂化的方向演化。陈水扁多次在公开场合高呼台湾独立万岁。面对台独分子的强烈攻势,原本主张国家最终统一的国民党(不管是否出于选举需要),也不得不逐步模糊统一诉求,提出所谓的“统一、独立、维持现状都是选项”。作为走向台湾的重要步骤,入联公投甚至成为蓝绿双方基本一致的诉求。
   站在西方政治的角度看,公投是一种理想的民主形式,应该具有无上的法理正义性。然而对于台湾的公投,为什么连台独势力的后台美国也一再以严厉语气表示反对?陈水扁推动的公投以及公投背后蕴含的渐进式台独步骤,究竟有没有法理正义性?这里就首先涉及到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就是国家的统一与分裂问题,即中国究竟是选择完全统一好,还是分成若干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更佳?
   2
   与台湾的分裂势力遥相呼应,内地也有一些自由主义者提出,无论国家疆域多么辽阔、国家整体实力多强,这些其实都不重要,天下最重要的是国民的生活质量和其他各种权利保障。如果连民众的基本权利都得不到保障,则领土大国还不如分化成若干个类似瑞典那样的超级小国。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这种观点也没有什么不对。
   前文提到,中国历史上的每次统一几乎都是在经过较长时期的大规模杀伐征战完成的,民众在国家统一过程中确实要经受无穷无尽的战乱与痛苦,统一时常要以无数生命个体的毁灭为代价。而在国家统一完成之后,经过一个阶段的休整与发展演变——这种周期长则两三百年,短的只有数十年——由于国家内部主要是体制方面的原因,各种统一综合症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总是难以避免再次出现人亡政息、四分五裂的局面。从统一到分裂,同样又会伴随着永无何止的战乱与杀戮,又给民众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
   从中国在统一与分裂之间的历史轮回再联想到台湾目前的局势,我们必须首先要思考这样一个重点问题:我们的民族怎样才能达到这样一种状态,既不再出现统一过程中的流血牺牲,又没有领土分裂的杀伐征战,从而使华夏民族能够长久保持和平、稳定而安祥的衡定状态,让多数民众能够生活在稳定而没有战乱惊扰的、平静生活而不流离失所的、正常作息而衣食无忧的、自由安然而不担惊受怕的理想境界?显然,要避免国家在统一与分裂之间反复循环,则中华民族就必须在统一与分裂之间作出抉择,或者像拉美与欧洲那样世世代代小国并立,且以后不再归于统一;或者永永远远定格于统一,从此没有分裂干扰。因为这是考量中国民主、正义与国家政治绩效的一个基本问题。
   那么,中国究竟是选择永远统一还是长期分裂?
   3
   就一般意义而言,国家大了分解成若干个小国以便以行政管理,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历史上的丹麦倒曾经是一个横跨北欧的强大帝国,因内部问题层出不穷,最终分裂为多个国家,目前的瑞典、挪威、冰岛、丹麦虽然疆域狭小,却都是高度发达的超级小国。纵观当今世界,统一与分裂似乎也没有多少优劣差异。美国作为世界上的领土大国和头号大国,固然有其风光的一面。而欧洲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形成过完全统一的态势,至今仍是小国林立,但这没有影响到欧洲的发展,这里反而成为经济最发达、社会最祥和、文明程度最高的区域。
   以前看世界地图时,我曾经奇怪为什么欧洲能够生成那么多的国中之国、城中之国。梵蒂冈的国土面积甚至只相当于中国江南城市里的一处小小园林。我们无法想像在中国,类似河北的廊坊,甚至北京故宫这种狭小的区域能够独立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像钓鱼岛、南沙这些孤悬海外的岛屿,任何执政者如果轻言放弃,立即就可能遭到广大民众的唾弃。从这各方面的情况看,中国确实有中国的特殊性。大一统的观念在多数国人心中有着根深蒂固的情结。
   然而如果从理性的角度看,目前有关国家统一的理论仍然不够系统,所谓的民族感情只是个模糊的概念,更多地具有感性色彩;古人关于天下一统的表述,事实上存在着认知上的局限性,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以现在的观点来看是不成立的;而古代曾经是中国领土组成部分的区域目前是否仍然归属中国,其实也不尽然。
   4
   作者是坚定的国家统一主张者。但作者主张统一,主要原因不是这种大一统的情结。关于中国为什么必须要实现领土统一,作者归结以下五点:
   一、中国人头上悬着一条河,这条河是黄河。
   在七朝古都开封,有一座闻名中外的铁塔,塔高超过55余米,曾经是中原地区最高的建筑之一。据说黄河开封段的河床底部,与铁塔的塔尖位于同一高度。因此,黄河一旦决口,便成为世界上最为慷慨的河流,河水倾槽而出,奔流直下,毁城淹乡,势不可挡。由于多次遭遇洪水淹城,开封出现了举世无双的城摞城奇观。在目前的开封城区下面,还被黄河泥沙掩埋着六座相对完整的城池。
   据记载,四千年来,黄河上总计出现过千余次的决口事件,并因为大堤决口,先后8次改道。数千年来,国家通过大规模动员、两岸民众纵然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尚且无法抵御洪水,如果区域被割裂,民众在水患面前更是束手无策。单单因为境内有这么一条悬河,中国就有必须在统一局面之下才能进行大规模的防汛动员,需要一个在组织协调方面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二、中国的背上有一堵墙,这堵墙就是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
   长城是世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防御工事,说明中国古代面临的种类侵扰也是最严重的。位于塞北的游牧民族,大概每到秋冬草衰时节,畜牧供给断档,只有南下劫掠,给中原农耕文明造成极大的威胁。记得以前上历史课,老师讲到汉代的北部边患,卫青、霍去病等抗击匈奴,后来又讲到五胡乱华,同学们无不听得义愤填膺。好不容易盼到唐代,大家都感觉中国在唐朝是非常强盛、天下无敌的,谁知老师又开始大讲突厥人的入侵。于是有人提问:“不是已经把游牧民族赶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他们还有完没完啊!”老师说:“现在是唐朝,情况还要好一些。下面很快就要轮到宋朝时,问题就更严重……”
   前面提到过,北部游牧民族的大规模、高强度入侵几乎贯穿着中国五千年历史的全部时期。面对这种高强度的外部入侵,中华民族只有统为一体才有实力反戈一击。而在这种入侵与反侵略的反反复复中,历史最终选择了融合与统一,因为只有在融合统一的背景下,国家才能以确保长久和平。以上两点在学界几乎没有争议。
   三、中国人有一个共同的体验,即由于特殊的自然和地缘生态,国家统一期间的民生状况整体上要远远好于分裂时期。
   关于这一点,学界存在争议。有人认为,中国每次实现统一之后,都不同程度在存在各种问题,尤其是在王朝后期,统治阶级极度奢侈、极度淫逸、极度糜烂,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外戚专权、宦官专权,时常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灾难,给民众带来的痛苦的无穷无尽的。应该说这是事实。然而就总体而言,中国的各个鼎盛时代无一例外地全部出现在国家统一期间。多数朝代在完成统一之后总会出现一段相对和平、经济发展、民众休养生息、生活质量相对较好的美好时光。而国家分裂即意味着了无穷尽的动乱、永不何止的征战杀伐。在国家分裂时期,民众的生活从来没有出现较好的时候,整体民生状况明显不如统一时期。
   由于这种原因,追求统一才能成为中华民族最鲜明的民族个性,也一直是国家政治的重要人文因素。尤其是在国家分裂期间,各个分裂区域的仁人志士、英雄豪杰更是把统一作为个人、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和不懈追求。即便是那些偏安一隅的当政者也都面临着统一国家的道德使命和压力。在统一问题上没有作为的君主,其执政道德和个人能力必将倍受质疑。这可以说是中国历次分裂最终都被再次统一的重要动力。
   四、中国人的记忆里有一段痛——“幽云十六州”之痛。五代时代的石敬塘割让“幽云十六州”,使中华民众在长达400多年的时间里失去长城防线的庇护,直接造成赵宋王朝富而不强,结果轮番遭受辽、金和蒙古帝国的大肆入侵。“幽云十六州”事件表明,中国任何形式的国土割让或者分裂,都会造成国家战略防线的严重撕裂。从目前的地缘政治角度上看,中国任何区域分裂后,都注定要成为战略对手牵制中国的战略支点,造成国土安全的重大隐患。
   数千年来中国一直面临着极端特殊的地缘政治格局,邻国多,很多邻国实力强大,地缘形势复杂。从北面的俄罗斯(前苏联)到西面的印度、和东面隔海想望的日本,甚至远在万里之外的德国、英国、荷兰、葡萄牙,都有过侵吞中国领土的历史,而且被吞并的区域无一例外都成为吞并者对抗中国的战略跳板。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前国民党政府默认独立的蒙古国。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在那里陈兵百万,成为中国防务压力最大的区域。而在抗战时期,日本由于策划东北独立(即伪满洲国),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竟然用不着首先考虑大规模登陆作战。
   谈到这里,很多人会联想到台湾。无论是对于中国的国土防御还是海洋战略,台湾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一旦实现独立,则台湾势必会成为第二日本或者第二个英国。这样一来,中国东南沿海从上海到广东这块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将全部暴露在敌国打击范围之内,而且中国的南北海洋联系被切断,无论我们愿不愿意,中国都将成为一个沿海然而又被封锁在两层岛链之内的内陆国家,命运永远被掌握在别人手中。
   必须特别申明一点,作者这里提到中国人的“幽云十六州之痛”,并不是要把所有利于和不利于中国的区域都划归中国。从各个方面说,马六甲海峡附近有很多位置其战略位置要远远优于台湾;如果中国可以拥有夏威夷,则世界版图可能因此被改写。然而,无论马六甲海峡、夏威夷有多么重要,这些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归属过中国、现在也不是中国领土,将来我们也不大可能对这些地方提出领土要求。但是,对于历史上原本归属中国、被国际法承认属于中国版图而且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中国领土,即使一些位置毫无价值,我们也必须寸土不让;更不用说很多区域具有重大战略价值,一旦退让,就会有人“用我们的拳头砸我们的眼窝”。2007年6月份,美国总统布什访问捷克。捷克原属华约集团,而目前已经加入北约,美国准备在那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这曾经让俄罗斯总统普京大为光火。在布什访问期间,热情的捷克女防长帕勒卡诺娃亲自为他演唱,歌中唱道:“你好,星条旗,已经在捷克上空展开……”看到有关报道,作者禁不住涩涩地想,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听到这样的歌声:“你好,星条旗,已经在台湾上空展开。”
   五,中国人还必须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在当今世界,也没有任何国家愿意把本来归属于自己的一片领土从版图上分割出去。尤其是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演变,各个国家都在拼命地占有地球资源。保持领土完整在经济、政治和可持续发展上都有了新的、更实用的价值和意义。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韩日两国在独岛问题上的尖锐对立,而英国也从来没有对北爱人说过,你们爱独立不独立。俄罗斯面对车臣独立不惜多次诉诸战争。可以说,在任何情况下,国家分裂、领土被分割,都是万般无奈的下下选择。而在已经解体的国家,每一个因分裂而组成的新国家(像俄罗斯),独立完成之后如果内部再次出现新的分裂苗头,这些国家的执政者又无一例外地采取各种强硬予以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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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一切都表明,中国历史上所以出现反复统一的奇观,是中国特殊的自然条件和独特的地缘政治共同影响的结果。中国长期持续地保持和平、发展、繁荣、安定,中华民众的民主、自由与幸福必须建立在统一的基础之上。国家分裂,则势必“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准备。”中国就势必是无数家庭幻灭,无数国土被蹂躏,无数军民舍身而去。所谓的发展、繁荣、富强和安定和人权,以及实行民主政治,一切根本就无从谈起。因此,统一符合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根本利益,是具有先验的,也是中国政治绩效的基石和底线。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单纯的统一并不能全面维系中华民众的自由与幸福。统一固然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一段段繁荣富强而令人骄傲与自豪的鼎盛时期。但是由于“统一综合症”的存在,又使这些强大的帝国最终都没有摆脱政息人亡的悲剧。即便可以避免国家解体,广大民众也不能长期生活在高压、专制甚至迫于恐怖的社会气氛中。在民主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广大群众也不会答应专制者假借维护统一之名而行专制独裁之实。因此,要实现并长期保持国家统一,就必须要有能够保持国家统一、确保民众生活幸福的机制。这种机制毫无疑问是民主。然而,这种民主似乎又不能宽泛到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谁愿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的程度,三五群人聚集起来举手搞个表决一个地区就可以独立了。毫无疑问,这种没有节制的民主反而又会伤及国家统一。后面详述)
   6
   现在再来看作为台湾问题。
   我们承认,台湾确实有非常特殊的一面。几百年前,这个美丽的宝岛曾先后被西班牙和荷兰人占领。郑成功血战收复之后,恰逢内地改朝换代,两岸又隔离20多年。甲午战败导致台湾被割让。二战后宝岛终于回归祖国怀抱,而短短数年光景,政权更替使两岸再次被隔离,至今又是半个多世纪。提起台湾,不知会勾起我们多少有关国难家愁的回忆。著名歌手罗大佑创作过一首流行《亚细亚的孤儿》。记得上初中的时候,班里很多同学喜欢这么哼唱:“孤儿在风中哭泣,黃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真理。”在那种无忧无虑的年龄,传唱这首歌可能只是觉得旋律好听。而现在回想起这段歌词,禁不住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可以说,数百年来的流离失所的确造成就了台湾人的特殊心态。由于这种心态,一些台湾人不大信任自己的祖国,再加上意识形态差异及别有用心的政治宣传,有人对内地政治制度存在成见,不愿意让“自由台湾”与“专制内地”统一起来。这些其实都可以理解。所以,解决台湾问题确实需要特殊的方式、特殊的政策和特殊的机制。目前中央政府对统一台湾的政策也是极其特殊的,在一个中国的提前下岛内甚至可以保留军队,这在世界范围恐怕也是独一无二。
   目前台湾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大选上台的民进党台独势力根本不承认一个中国。而民进党的根本宗旨就是要“依照台湾主权现实独立建国。”在最近一次有关公投入联的聚会中,陈水扁甚至高唱那首著名的歌曲《不可能的梦》。他自喻唐吉诃德:“只要为了正义而战,为了良心而死……奋战至地狱为止”。
   那么,陈水扁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疯狂推动台湾独立,究竟是不是像战风车的唐吉诃德那样是为了正义而战、为了良心而战?作者认为,国家统一既是近14亿中华民众至高无上的根本利益维系平台、既是中国政治绩效的基石,那么任何违背、挑战这一绩效正义的举动,甚至包括生成这种严峻挑战的政治体(哪怕这种制度具有程序意义上的正义性),毫无疑问都是反动的、专制的和非正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的民主体制——无论其在程序上规范与否、也不管这种热热闹闹的外来模式看起来是多么地合理正义,但由于由它生成的政治后果公然挑战了中国的统一基石,从实质上对中国的国家根本利益产生了重大挑战,因此这种绩效以及生成这种绩效的程序,不仅没有任何正义性而言,而且毫无疑问是非法的、罪恶的。2007年9月11日,美国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在代表美国政府抨击陈水扁的公投入联议题时说,入联公投居心不良,而且可能非常危险。“坏的政策不会因为包装在民主的旗帜中就变得比较好。”
   目前,仅台湾一个地方借鉴了西方政治制度、造成台独分裂势力坐大,已经让祖国的统一与和平发展面临着极端严峻的威胁与挑战。我们可以想见,如果在中国内地完全落实西方的政治制度,比方说像目前的台湾那样实现完全的言论自由,取消党禁,那么在西藏、新疆等任何省区,同样都可以像台湾那样出现主张区域独立的政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西藏的达赖拉嘛甚至也无须到境外从事分裂活动,他完全可以像台湾的民进党那样借助新的民主体制进入西藏,他们甚至在追求独立过程中根本用不着像民进党那样采取“切香肠”、缩手缩脚,分裂主义者其实完全可以直接发动公投,甚至因为强势的中共政权已经不复存在;同样的道理,东突分裂恐怖组织当然也可以毫无障碍地在国内外合纵连横。就像台独分子在台湾形成气候一样,藏独分子、疆独分子再次坐大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然而,单纯从台独分子上台、对国家领土完整构成严峻挑战的角度出发,判断西方模式在中国的政治绩效,似乎仍然不够充分。我们必须要从根本上弄清楚这样一个问题,即台湾在落实西方模式后为什么没有朝着正当大义的方向发展,偏偏成就了台独分裂势力?极端分裂势力借助西方模式上台,其中必然潜藏着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重要因素。
   第四节 国家结构论
   1
   二战之后,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指引下,很多国家被成功塑造成为类似西方那般繁荣、民主的国家。我们的邻国日本、韩国就是典型的例子。然而问题似乎并没有如此简单轻易——
   美国有份外交杂志,结合有关组织定期发布失败国家排名报告。很幸运,在2007年的有关报道中,中国被排除在失败国家行列之外。同样摆脱失败国家称谓的还有俄罗斯。在西方人看来,中俄大概应该算是比较成功的国家,或者是虽不算成功可是也并不失败的国家,具体如何定位无关宏旨。前面提到的苏丹被界定为世界上最失败的国家,紧随其后的是美国占领下的伊拉克。关于美国发动伊战究竟造成多少伊拉克平民死亡,以及战后伊拉克国内发生过多少次爆炸袭击事件、有多少人袭击中丧生,我们似乎都不掌握确切的数字(有媒体报道总数约为70万人)。作者只知道他们的国家足球队在足球杯赛场上取得胜利的时候,球迷们在热烈庆祝时还会出现恐怖袭击,而且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 。
   2007年8月18日,伊拉克副总统塔里克·哈希米前往巴格达东部的鲁萨法监狱视察在押犯人。我们不知道副总统先生是出于安慰囚犯,还是有别的意图,他面对犯人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那些在监狱外面的人不比你们好多少,因为你们在监狱里至少还是安全的……”
   这位副总统讲话的背景是,这个仅有2000多万人口的国家,目前流亡难民数量接近500万,而且每个月还有数以万计的难民逃离家园。按理讲,萨达姆终于垮台了、独裁高压也已经远去,在美国一手扶持下,伊拉克的民主体制好不容易诞生了,饱经战乱和独裁统治的伊拉克人民应当回归稳定、安居乐业才对。目前还有大批美国军队在维持着秩序,这个国家现在为什么还能乱到如此程度?
   卢旺达的情况似乎更加典型。1994年,这个非洲小国已经按照西方大国的意图进行政治架构重塑,多党制开始实行,三权分立及大选机制已经启动,从法理层面上看,这个国家已经成为西方式的民主国家。然而这种西方的民主制度丝毫没有阻止悲剧发生。由于一个极端偶然的事件(民选总统在专机上遇难,原因至今不详),大规模的杀戮如同瘟疫般在全国漫延开来,在极其短暂的时间,这个当时只有800万人的国家,先后有100多万人被无情杀害。
   有人说,民主制度是一种规则,与公民素质无关。可是既然西方的规则,则公民最起码要有尊重规则的素质。如果引进规则而没有规则意识,那么无论是内生还是引进的规则,都不免将成为一种简单的摆设。我们的邻国缅甸曾经在1990年按照西方的模式举行大选。这个国家没有政变发生,因为军方根本就没有交出权力,当选者至今被关在牢里。
   在很多后发国家,大选之后,一方宣布获胜、另外一方攻击选举舞弊,结果导致整个社会陷入多派对峙;有些国家军方干脆通过政变取得政权,并使国家全面进入军事管制。尽管部分国家在军管期间经过斗争再次建立新的游戏规则、并实现还政于民,但新的稳定尚未巩固,又接连发生军事政变,如此周而复始。2007年8月份,泰国新的宪法以公投的方式通过。至此,这个国家在过去并个多世纪先后通过了17部。其中最近的一部制定于1992年,由颂提将军在上年九月份发动政变时被废除。政变发生时距离下一场大选已经不远。其实颂提将军完全可以通过大选施展政治抱负。
   2
   即使泰国、印度、伊拉克这些国家都没有什么可比性,我们仍然也完全可以从前朝旧事中发现问题。
   1912年年初成立的中华民国据说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
   美国第一位总统华盛顿在连任两届之后,主动退出政坛。而中国的第一任民选总统袁世凯比华盛顿小了120多岁,按道理说他应该比华盛顿更加开明前卫才对。然而袁在选举过程中就存在着威迫议员的问题,不久后他又选择做了皇帝。
   有人把中国民主进程的过早夭折,归结为宋教仁的遇剌。提出这一观点的学者名叫黄卧云。我前段在《南风窗》上看到有关文章,没有想到这种以厚重著称的杂志竟然也有如此幼稚的观点。其实,纵然宋教仁先生当时好好地活着,他照样也当不了总统。因为当时的选举现场已经被军人团团围困,选不上袁世凯当总统,大家都得饿着肚子。
   袁“大总统”的故事既已过去。历史又前进了将近100年。在21世纪的今天,西方的民主体制在中国台湾地区得到完整落实,最终却成就了类似陈水扁这样的民族败类。
   凡此种种,都曾经让作者陷入迷茫与诧异。因为西方模式不仅仅在欧美发达国家,在很多中等发达国家,甚至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功。尤其是在那些发达国家,这种模式之于权力平稳交替、国家繁荣发展、社会公平正义,一切都显得那么完善而美好,为什么移植到像伊拉克、卢旺达这样的国家,竞争会导致如此惨重的人间悲剧?同样都是国家,而国家与国家之间,为什么竟然存在如此重大的差异?难道欧美国家天生就有如此民主、开明、自由、宽容和平等的精神?而这些后发国家注定就只能有政变、战乱和冲突,或者独裁专制?为了探寻其中的差异,作者于是开始从阶段性问题着手,搜索欧美国家一两百年前,即处于类似中国目前的阶段时的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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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6年7月4日,在隆隆炮火中,美国宣布独立。开国先贤们在《独立宣言》中宣布:“人是生而平等的,他们被造物主赋予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就是西方天赋人权理念的原始出处,后来被写进美国宪法。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具有某种诗意的美好理念。然而宪法规定的这些内容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并没有得到完全落实。美国独立后既没有在较短时间内废除奴隶制,也没有把北美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当成人看。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黑人每人只按3/5计算(白人一人一票)。而北美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不仅没有投票权,反而持续遭到残酷屠杀。
   看来有关美国屠杀印第安人的历史,也许很多人会信不过自己的眼睛。1814年,美国詹姆斯·麦迪逊政府作出屠杀印第安人的奖励规定,每上缴一个印第安人的头盖皮,美国政府将会发给奖金50—100美元,其中12岁以下印第安人婴幼儿和女印第安人的头盖骨值50美元,12岁以上青壮年印第安人男子值100美元。直到1890年才基本完成屠杀任务,至此这种屠杀已经进行了整整一个世纪,又过了30多年他们才被确认为是美国公民。南北战争后,奴隶制虽然被废除,但一些州并没有真正废除,却纷纷实行民族隔离制度,在餐馆、旅馆、医院、剧场、车站等公共场所以种族划线,黑人不可以进入白人区域,不能和白人通婚、同时进餐、上教堂等,南方黑人同样没有选举权。
   关于美国屠杀印第安人和早期的奴隶制度(最近美国人又抖出华盛顿当年蓄奴的陈年旧事),作者不想说的更细、更多。网上有关方面的资料极大丰富,一些左翼人士借此嘲讽美国当年也不过如此。我想,曾经在“新西山会议”上发表激进言论的那些专家教授,像北大教授贺卫方,如果他们生活在屠杀印第安人或者雇用黑奴的时代,他们一定也会仗义直言,怒斥屠杀者的野蛮与罪恶,起码也会指责政府违宪,因为宪法里明文规定人是生而平等的。
   回顾早期美国的民主与人权状况,目的并不是要揭美国人的“老底”以否定美国现行制度本身。美国社会当前的繁荣与稳健以及美国民众具有更大的民主和自由空间,这些都是无法否定的。而作者认为,美国社会的繁荣稳定,以及美国民众目前享有的民主与自由,是建立在当年的屠杀与奴役基础上的,对于美国折价社会而言,这种屠杀与奴役因此具有法理正义性。反过来说,如果美国政府在200年前便不加选择地全面落实民主与平等——像贺卫方们要求的那样,则美国就不可能出现今天的繁荣与稳健,反而早就可能惹出大的乱子。别的不说,一旦印第安人发起遣返公投,白人移民就得全部回到欧洲老家去。当然,美国先贤没有这么蠢,因为他们不是书呆子,更不是什么糊涂虫。
   都知道早期美国是由10多个州的简单组合,州与州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家认同远未形成,各个族群之间,即欧洲移民与土著居民之间、白人与黑奴之间存在(或者潜在)尖锐的结构性矛盾,尤其是移民与土著居民之间的领地之争异常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在立国之初就完全按照宪法规则,在国家内部全面推行不分阶级、种族和政治主张的完全民主制度,则美国内部的各个族群势必会被多极分化——印第安人要强烈捍卫他们的传统领地,而美国黑奴的权利意识也会被及早唤醒(即便在政治上受压制的情况下,奴隶也时常发动暴动、起义)。因为各个族群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公约数可言,如果再有民主制度的庇护(人人平等,一人一票),印第安人与黑奴极有可能迅速形成强大的势能,最终导致社会多极撕裂甚至出现国家破碎化的局面,分裂成类似拉美地区那样的众多小国,全球称霸永远只是一个美丽的梦想。
   从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有关资料看,美国先贤们当时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极端严重性。美国的民主领袖托马斯·杰弗逊是“天赋人权”理念的原创者,然而他本人也是屠杀印第安人政策的最坚定支持者,用他的话说:“如果我们约束自己去举斧迎向这些部落,那么在这些部落灭绝之前我们将不会安静地躺下,或者被驱赶出密西西比河以外。”
   方方面面的事实表明,美国人早期对印第安人的大肆屠杀、建国初期对奴隶制的保留,及奴隶制废除后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完全不是出于认知上的局限性,更不能怪罪美国先贤们缺乏民主观念。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为求得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最高政治绩效而对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权利严加限制、甚至公然剥夺印第安人的生存权利,对于美国先贤们来说恐怕是别无选择。唯其如此,美国才能成为今天统一、民主、繁荣、强盛的美国。
   换句话说,为了确保政治绩效的最大化,把天赋人权写入宪法的美国人也不得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牺牲这种法理正义,对有着结构性矛盾的其他族群实行严厉的国家专制。直到土著居民几近灭绝,直到黑人在种族隔离政策下逐步被边缘化,而分裂主义者面对强势专制最终低头。近几十年来,他们又通过股权扩散逐渐模糊资产阶级与工人阶段之间差异,财阀党这才掌握并巩固了在国家政治经济中的压倒性优势地位,最终在社会内部形成一元化的社会结构。正是在这种大一元结构形成的过程中,治理者逐步减缓对其他族群的限制,有序扩大民主,最终形成目前的政治多元化。因此完全可以说,美国现行的多元化的政治格局,是在社会结构一元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大一元背景下的小多元。
   欧洲一些主要大国的民主选举机制同样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在社会结构多极化的时代,这些国家总是千方百计地限制其他社会族群的政治权利,把选举限定在极小而可控的范围,比方说英国在百余年前没有给予工人选举权,而有钱人在哪里有房产就可以在哪里投票,一个人因此甚至可以重复投票数十次,这种等级投票直到二战结束后才被废除。同样,法国、德国的选举被设置高高的资产门槛。德国统一更是通过“铁与血”的手段实现的。
   这些典型的西方民主国家,几乎都是社会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基本消失、国家内部形成单极结构之后,才全面扩大选举范围,真正实现普选。而这差不多已经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一个确切的标声性人物是黑人解放运动的领导人马丁路德.金,他在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里讲道:“100年前,一位伟大的美国人签署了《解放宣言》……然而,100年后,黑人依然没有获得自由,依然悲惨地蹒跚于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枷锁之下,依然生活在物质繁荣翰海的贫困孤岛上,依然在美国社会中间向隅而泣……我们今天来到这里,要把这骇人听闻的情况公诸于众。”这篇演讲发表在1963年,而金遇剌时间是在1968年,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现在很多人对文革口诛笔伐,中国的文革也的确值得深刻反思。可是我们在反思文革时,也应该注意到同时代的美国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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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到这里,作者想起了在前文曾经提到的命题:在一个国家内部,究竟是势均力敌的多个阶级(阶级联盟)相互制衡、形成多极分化的局面好,还是由一个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高度垄断地位的阶级(阶级联盟)掌控局面、达到根本利益单极化更佳?
   作者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目前推行的这种政治体制之所以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政治绩效,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内部已经形成一个具有高度垄断地位的统治阶级或者阶级联盟,其社会结构具有明显的单极化色彩。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和北欧诸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尽管其社会内部存在着多党和多个社会权力主体(议会、司法、政府、传媒等),但这些国家的主要党派和各个权利主体在国家战国、根本利益上总是保持高度一致。美国的两党、三权尽管无时无刻不在搏奕,但搏奕各方都不存在夏威夷独立的问题,也没有反对现行体制的声音,更不存在亲伊朗还是亲以色列的争论;两党、三权之间的差异,无非集中在诸如堕胎、同性恋、减税这类无关原则的技术性问题上,或者是用军事还是政治手段对付伊朗、北朝鲜。
   甚至,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达到这种程度,由于这些国家的价值观念高度趋同,即便把这些国家合并在一起的话,比方说把美国、日本、英国和加拿大等合并成为一个超级国家,那么这个合并而成的超级国家的社会结构仍然可以说是一元的、稳健的。其实一些国家现在与美国已经亲密得如同一个国家,比方说日本和布莱尔领导的英国,大家都知道他们与美国的关系,美国说“冲”,两个首相就会齐声问“哪个方面?”
   由于国家内部不存在结构性、对抗性矛盾,社会结构基本是一元化的,这些国家多元化的政治体制才总是能够保持社会稳健并形成“三驾马车”效应,主要的执政党派和各个权力主体在前进方向上永远与国家核心利益保持一致,而在绝大多数技术性问题上各有主张、相互制约,使国家权力始终朝着最有利于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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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其他国家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
   其一,在一些国土面积相比较小、民族结构相对单一、社会结构相对单纯的国家,效仿西方的制度模式当然也可以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取得理想的政治绩效。不仅如此,这种单结构的国家即便走社会主义路线也可以搞得很好,典型的例子像瑞典,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以马列主义为理论指导的社民党在这个落后的小国执政。在60多年间,瑞典由一个普通小国发展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2006年社民党败选,但获胜者一方说比社民党更像社民党)。据说在一次民意调查中,只有一个人对其制度表示不满。
   在这类国家,甚至以最传统的王室世袭制、家族模式治理,都能达到社会安定、国富民强之境界,像新加坡和中东的沙特、科威特等。
   其二、一些后发国家效仿西方模式,在经过较长一段时间动荡、反复和波折之后,随着经济提升、民众整体素质尤其是法制观念的提升,社会内部的结构性矛盾渐渐消失或趋缓,或者不同的社会结构最终结盟,形成准一元化的格局。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模式经过不断规范完善得到绝大多数民众的逐步认可,从而实现了民主繁荣。这样的国家是比较多的,像韩国、印尼等。不过也有另外的一种情况,即这些国家在经历动荡、波折之后,开始集体转向,像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最近便明确提出要实行社会主义。
   其三、除了上述两种情况之外,还有很多国家,由于种族、阶级、地缘政治、自然条件等多种原因,其社会结构和利益诉求非常复杂,内部仍然保持价值多取向、利益多极化的社会结构,不同族群在国家形态、政治制度、外交战略等重大问题上都有各自的表述和主张,其中一些主张是相互对立、不可调和的,还没有出现一个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压倒性优势的阶级或阶级联盟。作者把这种社会结构多元化的国家称为第二类国家。
   以作者的判断,在世界上近200个国家中,起码有一半以上属于这种社会内部多结构的第二类国家。典型的像塞浦路斯,都知道那个美丽的地中海岛屿上存在两个完全对立的政权;乌克兰的情况几乎与塞浦路斯一样,东部亲俄族群与西部亲欧族群出现尖锐对抗;中国周边的斯里兰卡、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泰国、柬埔寨、菲律宾、尼泊尔等国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很多非洲国家显然也是第二类国家。在一些非洲国家,种族冲突、意识形态对抗和阶级矛盾交集呈现,使国家似乎永无何止地陷入冲突、动荡和赤贫。
   前面说过,很多发达国家即使合并起来,内部仍然可以保持高度一致。而在部分第二类国家,即使把其中的一个板块割裂开来,而被割裂的板块内部仍然派系林立、矛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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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到这里,我在文字表述方面遇到些困难。在很长时间我几乎无法落笔,因为不知道如何表述,这种在欧美国家运行自如、令人艳羡的西方民主模式,为什么在这种社会内部多结构的第二类国家就不能完好落实?在这类国家内部,人人平等为什么无法全面实现?
   我承认给自己出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问题,这类问题的低级之处无异于质疑警察与小偷为什么不能平等共处。
   从实质上说,天赋人权的观念道出了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关爱与尊重,体现了原创者悲天怜人的高尚心灵和美好情怀。然而在第二类国家,由于社会内部存在结构性矛盾,而且一些结构层之间的价值取向、利益诉求是尖锐对立、水火不容、不可调和自然也无法妥协的,族群与族群之间几乎没有公约数,因此不同族群的人与人之间不仅无法实现平等,而且矛盾的结构性决定着他们之间的关系往往总是相互敌视、相互排斥和相互打压,甚至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不惜诉诸于战争。中国新疆的热那娅在绝大多数国人看来都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恐怖主义头目,然而在东突分子心目中她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顽强斗士(美国的布什总统和诺贝尔和平奖的评委们大概也这样评价她)。
   同样的道理,西方这种以选票和权力制衡为手段的民主体制当然也无法适用于第二类国家。因为选票与分权本身只是一种调和手段,是在非暴力环境里的捕弈与妥协、调停与和折中、权力与制衡。而由于第二类国家内部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是势不两立、不可调和也无法折中的,实现西方的民主制度自然形不成“三驾马车”,而是“天鹅、梭子鱼和虾拉车”,其结果必然是东拉西扯、国家被“五马分尸”。除非,有一方能够作出重大妥协,比方说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突然表示,既然政府不同意我们独立,咱就别折腾了;或者斯里兰卡当局决定,泰米尔人不是要独立吗,那就随他们去。
   事实表明,当国家内部族群之间尖锐对立而且没有任何妥协余地的情况下,即使像美国这样被誉为经典的西方民主国家也没有以和平、民主、妥协的方式予以处理。在社会族群被撕裂的背景下实现人人平等,无异于警察与小偷之间称兄道弟,早晚要出大乱子。
   因此,在内部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下,第二类国家一般会出现以下三种情况:
   其一,全面实行西方体制导致国家解体,各族群成功实现独立,各过各的日子,井水不犯河水。苏联和南斯拉夫就是典型的例子;再往前推,印度独立之后实行的西方制度,也是在印巴分治的基础上实现的。
   其二,引进西方模式,各个族群、各种势力陷入永无何止的争吵与争斗,族群之间的割裂进一步加剧,很多国家甚至因此诱发政变、冲突。巴勒斯坦局势变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政治强人去世之后,那里按照西方大国的意图实现了全面的、公正的民主选举,结果西方人最不愿意与之打交道的哈马斯登上政治高地。此后一切都向着他们的宿敌以色列人最盼望的方向进展,激进派与温和派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温和的法塔赫领导人无法完全撑控局面,内战因此打响,哈马斯迅速夺取加沙,阿巴斯宣布成立紧急政府、任命新的总理……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地区,本文民主体制最终催生出两个政权、两个总理。
   第三种选择,就是不死扣教条,不照搬书本,更不迷信什么普适而万能的模式,而是以国家发展富强的最高利益为出发点,走最适合自己的路子,求得最大最好的政治绩效。这方面的国家包括中国、伊朗等,还有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在西方人看来,普京已经完全成为一个独裁者,然而他却得到国内民众的广泛爱戴)。
   从各方面说,中国都是极其典型的第二类国家。与其他很多后发国家相比,中国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可以说是最多、最复杂也最尖锐的,由于分裂势力猖獗,中国是世界大国中唯一领土不完整的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国内存在左右纷争;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也存在巨大差异。而且所有这些矛盾都是尖锐对立、不可调和的:一、中国不是统一就是分裂,不是分裂就是统一,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二、中国全盘西化,共产党执政就得垮台,而中共政权一天不垮台,右翼势力就一天无法翻身;三、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得势,自由主义者就无法容身。而自由主义者上台,民族主义者就得被清除,因为二者水火不容……
   前面提到部分第二类国家甚至在内部一些区域也是宗派林立、矛盾重重,中国内部便是如此。比方在一些有独立倾向的省区,如果事态真的向着某些人期望的方向发展,那么独立运动肯定会在省区内部引起更大的冲突,因为在这些省区无一例外地都存在着强大的反对分裂、谋求统一的族群。
   在风云际会的矛盾捕弈中,我们认为国内的极右翼势力、极左势力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都值得警惕。极右势力之所以值得警惕,是因为一些极右分子甚至不惜引狼入室、不惜与台独分裂势力勾结以颠履中国政权;极端民族主义者值得警惕,则是由于国人在百余年民族屈辱史中生成的特殊心态,使极端民族主义主张具有强大感召力,像“核平日本”、收回库页岛,都可以毫无障碍地剌激着人们神经。而极左主义者则希望国家回到文革时代。作者预言,如果中共政权垮台,则中国立即会出现极右势力与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激烈斗争。在“民主、自由、平等”的环境中,势必会有一些省区朝着台湾化的方向发展,而另外一些地方不可避免被极端民族主义者撑控,他们最终会取得国家主导权,像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在选举中获胜一样。尤其是在国家统一面临重大事变的背景下,国家甚至有可能再次回到义和团时代。
   在诸如此类纷繁复杂的矛盾中,中国要想达到和平发展繁荣富强的强国目的,除了在一些特殊的区域实行有限的自治(像港澳等)之外,另外一个必须采取、不可或缺的手段,就是要以国家专制的形式让所有这些极端势力统统闭嘴。因此,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存在,在中国就愈发显得弥足珍贵,其珍贵之处在于,一方面要以爱国为标准,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另一方面对所有顽固不化、利用民主手段无法铲除的敌对势力进行坚决、果断而强有力的专制,让所有唯恐天下不乱的反动势力没有容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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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们也必须得承认,即使在类似美国屠杀印第安人的时代,而在其统治阶层内部却是更加全面的民主,选举是真实的,执政者的权力受到相当严厉的限制。与之相比,中国在人民内部甚至党内发扬民主方面仍然远远不够,一些方面确实存在体制不完善的方面,执政党内部的民主也不够充分。一些官员的权力几乎到了没有边际的程度,出事后的贪腐金额动辄就是数百万、数千万元,这些都不单单是值得反思的问题。
   另一方面,这其中也有执政团队难言的因素,比方说人民民主中的“人民”其实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在当前专政的压力下,大陆各个族群都是循规蹈矩的,可以说都是“人民”(迫于这种压力,甚至连台湾岛内的独派大老不得不在适度的范围内谨慎回旋)。而如果现在在“人民”内部实现完全的平等与民主,那么在国家专制的压力全面解除,各色人等就会像雨后春笋般地跳出来,或者叫嚣全盘西化,或者鼓动核平日本,或者高喊文革万岁,或者有人提出N省独立……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选择就相对有限:或者像书面上写的那样全面放开民主,任由各种极端势力折腾(这种折腾注定将使国家处于东拉西扯的状态,甚至最终被五马分尸,这时国家能否再有力量进行重新整合,也又是一个值得认真反思的问题);或者,保持适度的专制压力,让所有那些极端势力始终受到压抑,起码在表面上做一个老实本分的“人民”,以此为前提推进体制改革,逐步往更加民主、更加自由的方面过度。
   当然这种压力的存在会让很多人,尤其是会让很多老实本分的人都会感到不舒服。不过如果这种压力是必需的、而且压力在逐渐减轻,而且如果突然没有这种压力可能陷入更大的不舒服,那么对于这种国家专制的压力我们只能宽容以待,暂时忍一忍,因为这既是价值,又是成本。我们需要做的应该是让这种代价和成本低些、再低些。前段时间我坐车外出,车里有位农民的钱包被盗,结果一车人都被拉进派出所。当时很多人(他们自然都是清白的)有急事不愿耽误,然而所有人都只能忍着。因为如果大家提出抗议,最终只能便宜后来被查获的那两个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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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有政治家说,这种制度也许不是最好的,但一定是最“不坏”的。好也罢、不坏也罢,欧美发达国家已经通过严厉的专制手段消灭了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完成了脱蛹为蝶的艰难过程。无论以前的“蛹”是如何丑陋难堪,如今的“蝶”则显得光彩绚烂,令人无限艳羡。而在中国目前所处的阶段性,“蛹”再丑陋也无法超脱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作者套用这位政治家的说法,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不是最理想的,其中确实存在很多不完善、不规则的方面,而且由于分配不公、监督不力、腐败丛生,确实直接导致一些人生活悲苦艰难。但就国家和平发展繁荣的政治绩效而言,现行制度可以说是最适于中国的,而且体制本身具有相当大的改善空间和提升潜力。
   然而,这样的结论并无法让作者释然。我时常自己问自己,既然中国共产党是目前唯一可以确保中国统一、从整体上可以确保更多人的根本利益,具有充分的法理正义的执政团队,那么我们的国家能不能避免前苏联那样的命运,而是在今后三、五十年、一百年乃至更长时间里保持长久活力,从而引领我们的国家实现持续长久繁荣、稳定发展、全面复兴?
   实事求是地说,作者对此没有足够信心。就目前情况而言,第四代领导人得到了国内绝大多数民众尤其是底层群众的普遍拥戴,中国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向着良性方向发展。然而,由于国家政治体制依然存在着各种不确定因素,无法保证中国今后各代的决策团队都有第四代领导人的开明和智慧,无法保证今后永远不会出现各种政治异变,我们甚至无法断定中国的第四代核心领导人因为目前受到的爱戴,而以后不会出现盲目崇拜——这同样将取决于中国领导人个人品质和情操,因为单纯在机制层面没有办法做到这些。这就为我们预测今后三五十年后的中国面目添加了更大的难度:如果,我们在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发展繁荣方面步子更稳健、分寸把握得都非常得当,如果中国的第五代、第六代及以后各代领导集体都有第四代领导人的品质和智慧,而且通过科学的体制改革扩大民主、规范完善、改善民生 、消除弊端,使一切都能形成规制,只能完善不再被破坏、只能向前而不再后退,则中共政权可以长久,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近在眼前,民众的民主和自由自然可以得到更大保障。话又说回来,如果由于体制性弊端没有得到及时清除最终导致社会异变,当各种矛盾日益聚集趋近临界状态的时候,任何微小的事件都有可能诱发局面失控,并最终导致目前的体制和国家政权在一夜之间陷入崩溃。前苏联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据说在苏共政权垮台时,在建国初期曾经对苏共怀有狂热感情的广大民众在最危急的关头几乎没有人出来制止,也没有任何人站出来捍卫党的各级组织、保卫党的机关,而苏联军队也只是隔岸观火。我不知道中国会不会发生类似的重大事变,而如果这一幕在中国重演,国内民众会作何反应,会不会有人站出来予以阻止。我只知道,如果此刻出现这一幕,作为一介底层草民,无论在什么样情况下和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我本人都一定会挺身而出,或者汇入奋力抗议的人群,或者身单影只地举起抗争的旗帜,冲到破坏最严重、最惨烈、最危急的地方,毫不顾惜生命地同任何破坏势力进行斗争,以鲜血与生命誓死捍卫我们的政权,直到成为大厦倾倒中的一粒尘埃……之所以有这样的选择,是因为我知道随着国家政权的垮台,中国和平、稳定、发展的局面必将从此丧失,国家统一进程将无可奈何地突然中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变得遥不可及,而十多亿中华民众的民主、自由、福祉与当前以及将来的幸福生活一切自然都将灰飞烟灭……
   第五节 我的民主观
   西方的天赋人权理念,时下在一些人眼里显得如此如此美好、曼妙而富有诗意,让很多有关心政治的人虽然总有疑惑却总是感觉没有任何抓点予以驳辩。是的,作为追求理想、崇尚自由、争取权利的人们,如果没有独裁的既得利益为背景,为什么要质疑这种看起来美伦美奂的普世理念呢?
   然而,作者认为:如果这一理念果真是普适真理,那么“天赋人权”,必先赋予国家以专制权。这是因为在任何国家,由于个人私欲普通存在、尤其是由于少数人的私欲失控以及由此引发的暴力、恐怖、分裂、黄赌毒和其他各式各样的侵犯与掠夺,这就首先需要赋予国家具有对少部分私欲失控者必要的强制措施的权利,以保护更大多数的民众权利。国家自然还需要抑制外来干扰以保守广大民众的职能,于是便有了军队、警备、司法、情报等强制系统,形成了国家专制。
   即使国家内外完全不存在暴力、侵犯等等这些破坏性因素,对社会事务的管理也需要一定的规则、需要有一种公共管理的权力,这种具有控制和约束力的公权力同样属于国家专制。西方人因此称国家为“美丽的邪恶”。
   只要存在国家专制,民众的自由空间就不可避免地被剥夺去一部分。正如十字路口的红灯禁行是为了便于行人车辆通行一样,这种专制同样是为了更好地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如果没有这种“美丽的邪恶”,民主与人权反倒成了一句空话。
   虽然被一些人奉为民主国家之经典,但美国同样具有国家专制的职能,而且与很多国家相比,它的专制力量明显强化,而民众自由之宽泛程度则明显不如北欧。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美国在911事件之后其国家公权空间持续扩大,民众的自由空间则相应被压缩。过去常常以“小政府、大社会”为自豪的美国不仅对移民政策等作了相应调整,而且明显加强了对内对外的诸多限制,总统甚至可以授权对部分通讯内容进行拦截、窃听。当然,作者这里没有质疑美国民主本身。恰恰相反,美国在911后加强国家专制的举措是成功的,起码切断了恐怖分子对美国本土的渗透(把恐怖袭击的目标导向东南亚和欧洲)。
   中国当然也是一个有专制的国家,而且中国既属于第二类国家,内部矛盾错综复杂,中国客观上需要在思想、言论、新闻等方面的专制强度高于美国等欧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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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任何国家,专制决不是没有底线的,更不是毫无限度的强制、约束和制裁。国家专制既能以强制手段维护国家统一、保持社会稳定、阻止并制裁那些少数的私欲失控者,当然也一定会存在专制失度、权力被滥用的问题。这种超出“好的专制”最低限度,从而伤及无辜民众,造成社会问题,生成各类“坏的专制”。
   如何在保持“好的专制”的同时,又能避免出现“坏的专制”,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多数民众的自由权利、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这是任何国家都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毫无疑问,中国内地目前普遍存在着国家专制被滥用的问题,在一些领域甚至是过度滥用。目前,国内上下都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声音,而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便是如何完善“好的专制”、尽可能杜绝“坏的专制”的问题。
   而这种可以加强“好的专制”、最大限度抑制“坏的专制”、从而可以使绝大多数民众的各种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又能够最小程度地受到体制性伤害的体制,即是作者期望中的科学民主,也是建设民主中国、自由中国、富强中国的最佳路径。当然,这是一个极端难以把握的平衡,因为人不是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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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如何实现科学的民主,一切都取决于中国政治家们的智慧与决断。作为草民,作者没有把握这种宏大主题的视野与资源。因此,作者的理解只能局限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最大限度地减少“坏的专制”。
   中共政权在成立之初,像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一样都提出了国家长久发展、无限延展的美好理想。然而就连最英明的古代君主,包括始皇帝赢政、汉武帝刘彻和唐太宗李世民,由于执政机制存在问题,他们死后无一例外地立即出现骨肉相残的重大变故。帝国创始人所期望的世代相传,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可以做到。
   中国共产党既是一个伟大的政党,既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不能不借鉴前朝、借鉴外国,就需要在民主与专制之间运筹帷幄,既要保持修建万里长城的所必须具备的组织动员能力(即国家专制力),又必须要在政权内部健全相应的民主机制,使各种权力受到必要且适度的限制,避免在修筑“长城”的同时再次出现“阿旁宫”这样的伤民工程。
   我们可以尝试有序、有限度地放开舆论,真正加强媒体监督的作用。十年前互联网开始风行的时候,便有人预言,中共再也无法彻底封锁舆论,只要借助网络力量,中国的红色政权迟早都要垮台。如今在网上,各种各样的言论早就不再令人新奇而敏感,各色人等在网络空间里已经到了无所不言的程度。然而回过头来看看,中国没有因此而天下大乱,反而通过网络曝光,弱者受到救助、不法者受到惩处。而各种各样的反华言论、反共言论反而激起一大批衷心拥护中共现行体制、赤诚爱国的网民。总之,通过有序有效的舆论体制改革,让媒体说实话没有坏处、让权力受到媒体监督没有坏处、让社会活动更加透明一些没有坏处。只要确保媒体客观公正,只要在原则问题、立场问题上把关得当,反而会使执政党的宣传机器更富感召力、影响力。“让媒体说实话,天塌不下来。”
   切实加强党内民主,势在必行。如果中国社会结构的多元性决定着国家内部无法实行完全的民主与平等,那么在执政党内部全面发挥民主则是可行的,因为严明的组织纪律性决定着党内只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观点,而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不可能存在势不两立的结构性矛盾。在党内有序地开放选举(即党内选举的实质化)是现实的、可行的。
   在选举方面,目前中国只在村一级全面实行直选。据说一些地方的乡镇和县级也在进行试点。作者但愿这种改革的步子能够更快一些,也能更加稳妥。
   作为执政系统法理正义性的验证体系,合理地建立各级民意调查机制也是必要的。民众认可不认可、群众满意不满意、决策科学不科学、当权者得不得人心,都可以通过这种高验机构予以体现。如果多数(哪怕只超过半数)基本满意,则执政团队声称的得到各族人民拥护的就有了足够的正义性。鉴于超前决策与普通民众思想滞后的差异,我们的民意调研机制可以采取必要的特殊措施,比方说专家优先机制(在涉及前沿领域、在重大方针路线政策问题上,一万名普通百姓也不如一位专家更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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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任何渐进式改革措施,任何以减少“坏的专制”为目的的政改方案,都必须以不削弱“好的专制”能力不前提。换句话说,逐步放开民主必须要使国家有能力保持国家统一、保持中国不乱更没有丝毫可能出现大乱、长期动乱为前提。减少国家专制被滥用,必须要以这种尺度性调整不削弱、不伤及专制的必须效能。扩大民主、降低专制,而不影响到“好的专制”对国家法理正义的坚守与维护。国家要有足够的力量阻止权力阶层修建“阿旁宫”。但是,我们不能为了阻止“阿旁宫”,使国家软弱到连组织修建长城的能力都没有。
   时下,关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似乎已经形成共识。但作者这里旗帜鲜明地提出,任何渐进式改革方案都必须要以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地位为前提。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并不是扩大党对国家各个领域的主导与控制。事实上,并不是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管得越多、统得越死效果就越好。加强党的执政地位,最关键的问题是要通过科学有效的体制改革,使党的领导具有明确而令人信服的法理正义性,使我们的国体、政体和党的领导在全社会形成高度认同,达到“人要跟党走,牛也拉不回”的境界,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大民主与自由,达到良性循环、日趋完美,在真正意义上形成更加宽松和谐的社会氛围,使中华民族能够永远保持螺旋式的升腾,从此再没有后移与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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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尾
   在本文行将结束之际,我还想讲一段故事,一段关于发生在远东国际法庭上的陈年旧事。中国的末代皇帝浦仪作为日本人侵华的帮凶,被送上法庭。浦仪在法庭上辩称自己只是一个傀儡(伪满洲国皇帝),一切都是日本人操纵的。法官问他为什么不予以阻止。面对分别来自美国、苏联等战胜国的法官,我们的末代皇帝问道,你们这些世界强国,美国、苏联,还有那么多的国际组织都阻挡不住,我一个被废黜的皇帝能有什么办法?
   在电视上看到回放的这段影音资料,我的眼睛里禁不住蓄满泪水。我幸庆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而中国也不再是当年的那个任人宰割的中国,相信她永远也不再回到那种时代。我曾经用雄才大略形容第四代领导人,因为当前的发展形势,因为有亲民、爱民的好政策,更因为在波谲云诡的局势下,尤其是在国内个别省份分裂主义者最猖獗的时候,我们的主席、总理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显得胸有成竹、处变不惊,这总能让民众产生一种安稳踏实的感觉。我们的国家实力也决定着只要共产党不垮台,牛鬼蛇神就起不起来。可是我们似乎又不自信我们的祖国永远不会崩溃:西方那些国家几乎天天都在指责我们,仿佛执政团队真的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我们的体制又确实存在很多弊端和问题,在一些方面又总是能够授人以口实;中国人心也不齐,一些人甚至连祖国都不愿意认同……我想,如果祖国的崩溃注定不可避免,那一定是到了强大的军队也阻止不了的时候,而自己只是一粒草芥,更是无能为力。然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常常地爱着我的祖国,常常地祝福着她永远青春。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如果祖国需要,我愿意为她献出一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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